自序
只有在閱讀中，思想才能統治黑暗
「你真的讀得懂財務報表？知道什麼是GDP、CPI嗎？」
傅上倫坐在辦公桌前，不無疑惑地問我。那是1990年的夏天。他是新華社浙江分社的副社長。那年我大學畢業，原本已經被保送研究生，但是我卻想盡快工作。傅上倫是復旦大學新聞系20世紀60年代的畢業生，我的老師葉春華教授是他的同班同學，建議我可以去拜訪一下他。
我告訴傅上倫，我讀過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Economics），對經濟學和企業經營的基礎概念不陌生。他考了我幾個問題，很好奇地盯著我，不明白一個新聞系學生為什麼會去啃那本枯燥的厚厚的教材。
然後，他就起身出門了。過了一刻鐘，他捧著一本人事手冊回來，一邊翻一邊告訴我，有一位老記者將在年底退休，我可以頂他的崗位，當一個工業記者。
所以，讀書改變命運的事情，是在我身上發生過的。
此次，為了創作本書，我從書架上重新找到那本《經濟學》。它已經出到第19版了，比我當年讀的那本厚了五分之一。而傅上倫老師，已經在2008年去世了。
我即將解讀的50本商業經典，每一本，我都記得第一次遇到時的情景。它們是我生命中的一些親切的陌生人，偶然遇到，從未離去，遠遠地站在那裡，像一個個長滿了記憶青苔的木樁。
這些年來，有無數的年輕人問我：「我該讀哪些書？能不能開一個書單？」每每到了這個時刻，我就感到茫然，因為它就跟「如何度過一生」一樣，屬於一個特別私人而必須自己回答的問題。
但是這一次，我試圖完成這個挑戰。
從上千本書裡，我挑出了50本，還自作主張地繪製了一張知識圖譜，它十分地粗線條，不過卻可以勾勒出兩百多年以來經濟理論和商業知識的進化與迭代。在思想市場上，沒有一個人是孤獨的，所有河流都有節點和源頭，一切的繁茂都是歷史與當下沖積後的結果。
現代商業文明，是蒸汽機發動後的產物，人類的勞動告別了千年不變的自給自足模式，遙遠的市場和陌生的種族成為新的亟待征服的對象。在既有的社會秩序被徹底摧毀的時刻，天才的思想者們開始重新定義商業，他們生產出了新的概念和公式，世界和遊戲規則被重新設計。
這樣的過程，宛如「羊吃人」一般血腥。人在本質上被物質所奴役，被思想所驅使，無論是看不見的市場之手，還是看得見的權力之手，都試圖以自己的邏輯再造人間。
這些故事或傳奇，都以書籍的方式流傳了下來。
我的解讀將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開始。他出生的前一年，清朝的雍正皇帝登基。而他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在倫敦刊印發行的同時，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費城起草發表了《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歷史在這種大跨度的勾連中散發出迷人的氣息。
然後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保羅•薩繆森、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現代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脈絡將在這些名字和他們的著作中漸漸地清晰起來，終而構成人類商業文明的新格局。
你會發現，思想是雄心的結晶，它見解獨立，自圓其說，無比尖銳地衝擊人們的觀念，在改變認知的同時，推動新的社會實踐。它也許是溫和的，也許是激進的。這一過程，往往受到客觀形勢的影響。對於現世功利的經濟生活，沒有一個理論是憑空而生的。
每一種思想都有它的局限性和對立面，甚至它們的矛盾本身便是事實的基本面。2013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把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給了兩位吵了二十多年的對手，他們一個主張市場理性假說，一個認為一切都是非理性繁榮。
所以，永遠不要試圖從經濟學家或管理學家那裡，乞討到絕對的真理。約翰•凱因斯（John M. Keynes）在談及財政政策的長期有效性時，半開玩笑地說：「長遠是對當前事物錯誤的指導。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而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討論資本市場的波動時，無奈地承認：「只有泡沫破滅了， 我們才知道它是泡沫。」
我還選了幾位企業家的著作，包括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和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他們對商業的理解更加微觀和生動。作為企業家精神的實踐者，他們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建立在各自的性格和學識基礎上。我常常以為，企業家是那些給自己打針的病人。
在50本書中，關於中國的有8本，其中3本出自外國學者之手。它們都在討論一個主題：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而是在一場長達百年的追趕式的現代化運動中？我們是如何曲折前行的？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我們為什麼讓西方人感到如此陌生？
這些問題是如此耐人尋味又令人困惑。當1936年費孝通走進江蘇的一個小村莊，當費正清在黃河畔觀察船工拉縴，當吳敬璉在中南海一再地爭辯，一直到百歲的羅納德•寇斯（Ronald H. Coase）埋頭研究中國，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延安驚覺西方主宰世界五百年的歷史之終結，所有這些中外知識分子的思考，都呈現出中國問題的複雜性。
事實上，迄今，我們仍然無法找到終極答案。
世界那麼大，我們卻在書籍裡去尋找真相。這說起來是有點可笑的事情，但卻是人類文明在血脈上得以傳承的路徑之一。
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這部解讀式的作品，部分是因為受到了約翰•凱因斯和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影響。
凱因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武斷地認定：「在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很少有人過了二十五歲和三十歲，還能受到新理論的影響。」
而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Why Read the Classics）中有更進一步的詮釋。他認為，我們年輕時所讀的東西，往往價值不大，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閱讀技能，或因為我們缺乏人生經驗。但是，它們將在我們的身體裡起作用，當我們在成熟時期重讀這些書，就會重新發現那些現已構成我們內在機制的一部分恆定事物，儘管我們已回憶不起它們從哪裡來。
所以，卡爾維諾建議：「一個人的成年生活，應有一段時間用於重新發現青少年時代讀過的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知道即將閱讀本書的讀者，是青春懵懂的少年，還是飽經世事的成年人。如果是前者，希望我提供的這份商業知識圖譜，能夠幫助你親近思想的土壤，找到那些決定未來的種子；如果是後者，本書也許能喚起你重讀經典的熱情，或生發出一種在鬧市的拐角處偶遇故人的驚喜。
萬里星空下，時間遼闊無邊，在靜靜的閱讀中，思想將統治黑暗，把發生在過去和現在的所有一切，凝結為生命綻放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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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儀（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系暨商學研究所教授）
